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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寅恪49年之后为何不愿离开大陆,很是让人奇怪,感觉他并非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而留下,这一点从他在要求毛刘二人给一纸保证,否则不愿北上就任中央为其安排的历史研究所所长一职中可以约略感觉到。当然,他自己曾说:“何必去父母之邦”。但事情可能并非一句话这么简单,肯定还另有原因,只是书中并未祥细说明。如果他听从了蒋的安排,去了台湾,或者香港,可能他的后半生命运完全改观,也可能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有条件离开的,只要他想走,蒋甚至随时可以给他指派专机的。但历史没法假说,陈寅恪没有离工大陆。当然如果那样,则又没有了最后二十年的种种令人尊敬的精神与思想的体现。 对陈寅恪而言,最后二十年,最大的痛若不是肉体,而是精神。陈寅恪去了广州是明智的,没有应邀北上就任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也是理智的。倘若北上,可能结局远不止是精神上的,也将包括肉体上的,或将更加悲惨。当然,他自己的考虑,可能更多的是为的保持自己一生秉持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是不幸的,但也是有幸的,有幸的是,当时主政广东的是陶铸。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他至少受到了陶铸及校长陈序经的保护、关心与优待。从生活上来看,他比之一般的知识分子享受了更多的优待是事实。其受到直接的冲击,是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陶铸奉调进京出任副总理,成为当时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后不久被打到。之前的十八年间,虽屡屡到了冲击的边缘,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有些冲击,因为那时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可能自己本身并不知晓,便成为过去,这当然是幸运的。 陶铸是惜才的,而惜才的陶铸也是大气的、大胆的,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并且是发自内的真心的尊重,为此而在方方面面对知识分子给予了关心照顾。以陈寅恪为例,典型的有三件事:为方便陈寅恪散步而专门铺设的一条白色水泥路,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两用机,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三个半护士。”其中反响最大的当属“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在同时代,受到如此优待的,全国找不到第二例。纵观近七十年的新中国史,象陶铸这样优待知识分子的现象,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陶铸被打倒,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损失。成为中国四号人物的陶铸,本可以为全国的知识分子再做出一些保护与优待工作的。 晚年的陈寅恪虽然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生活,专注于学术研究,但对于形势的洞察力却是惊人的。63年蒋介石叫嚷着反攻大陆,大陆也大搞备战备荒运动,一时家喻户晓,似乎两岸形势一触即发。陈寅恪却自有见解,以为国民党的兵力不可能反攻大陆,怀疑是政府为转移人民对于困难时期的注意力而号召备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国民党叫嚷反攻大陆,大陆官方反应的这种解释。作为后人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理解这样的说法。但在当时,能够大胆做出这样的看法,想必没有第二人。我的理解,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现实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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